对所有病人负责，是否就是对自己的病人的不负责？

刘凯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刘医生，还没下班啊。”我从满屏的临时医嘱中抬起头。一张熟悉的脸，但我一下子没想起是谁。顶灯的白光打在他眼角的皱纹上。我想起了，是之前管过的一个病人的家属。

半年前我因为教学暂时脱离临床工作，病人被转到其他医生负责。“能不能帮看下我老伴儿最新的片子？”忧虑在他热忱的目光里流淌，“主任说，现在的效果不太好。”

“好，稍等。”我将视线挪回电脑，发亮的屏幕晃得我眯起眼。“现在是H医生主管吧？他很认真的。”我想起明天手术病人的结果还没看，心头一紧。手指在鼠标上快速滑动，调阅着资料。等待CT加载时，我问起阿姨的近况。作为一名外科主治医生，我脱口而出那些每天要说无数遍的问话“阿姨最近怎么样了”、“吃东西还好吗”、“大小便都还可以吧”。我集中精神，尽可能清晰地指出CT片上的几次变化、肿瘤标记物升降和肝功能情况。我委婉地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像对所有人一样，我补充“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晨间讨论，到时会再给您一个最终的结论。”我尽力耐心地安慰他。最后我说，有空我一定去床边看看阿姨。终于，他向我礼貌地道别。办公室只剩下电脑风扇的嗡鸣。

瞥了眼时间：过去了三十分钟。今晚的加班又得延长了，我嘀咕着。手头清单在脑中自动回放：11个病人——3个术后的等着查房；2个今天手术，肝切除要注意引流，ERCP的淀粉酶结果应该还没出——我潦草地在便签上记下。3个化疗，抽血安排后天吧；明天3台手术，一台签过字了，两台同意书还空着。等查完房再找他们吧......

“刘医生，帮我看下病理结果。”一条微信消息亮起。又被打断思路了。是上周甲状腺癌术后的病人，那个入职体检异常、手术签字时指尖颤抖的年轻女孩。我回复了她的肿瘤分期和复发风险，叮嘱她1个月后回来抽血。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长期服用甲状腺素，需要定期复查甲功调整药量。我习惯性地在系统里搜索，想确认她术前的甲功基线。

骤然，一个可怕的发现击中了我：我竟然忘了给她抽甲状腺功能！骨代谢、甲状腺球蛋白、甲状旁腺激素...这些相对容易遗漏的指标我都查了，而最基础、最核心的甲功，竟然没有查！怎么可能？我不死心地翻遍住院、门诊系统，甚至聊天记录——没有，任何时间点的记录都没有。确确实实被遗漏了。

我感到颈前区一阵落空感。我重重靠在椅背。竭力回想：病人是哪天办的住院？真是我开的抽血吗？那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体检发现的甲癌，甲功多半正常的。我这样想着。病人甲癌手术，又不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没这项结果也非绝对禁忌。我安慰自己。人已经安全手术完了，没事的，复查时补上就行了。然而，一个难以摆脱的强烈念头攫住了我，而我再清楚不过——如果她恰巧合并未被发现的甲亢呢？未经碘剂准备就做甲状腺手术，可能出现甲亢危象——一种因未控制的高甲状腺激素引发的严重并发症，在教科书上，病死率高达20%。

想起来了，那是个周末。我在病房收治新患。门诊医生来电求助，他得上一台手术，让我临时顶一会门诊。我迅速完成问诊，赶去接替了他。门诊的病人一个接着一个。在门诊人潮的间隙里，我像救火队员般，匆匆处理完了那几个住院的医嘱单。

虽然焦头烂额，但，谁又不总是这样呢？晨会汇报只有自己熟悉的复杂病例，同时主管的首台手术催着核对；在急诊清创伤口，隔壁诊室里肾绞痛的呻吟穿透过门板——来得及的，做得来的——我们总这样想，像陀螺一样，直到——砰！终于碰壁了。焦虑，是一名外科医生最好的精神食粮。

那该死的自我安慰：总是默念着的“我应该没什么遗漏吧”！半小时前，我正为一个“其他”病人倾注着耐心；转眼间，一个关乎“自己”病人安全的致命疏漏，刺眼地钉在眼前。

结果上，这个病人是好的。但这种幸运无法使我挣脱出强烈的失控感。“没事的”像一层薄冰，勉强覆盖住向上翻涌拍打的水花。海恩法则像秃鹫般在脑中盘旋：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都有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事故隐患。这一次，我踩空了，却侥幸落在平地。那下一次呢？或许在未来，精准冰冷、不知疲倦的AI可以堵住所有的漏洞，成为无所不能的“安全网”。但不知那双电子眼能否读懂微不足道的家属的沉默无言、病人的迷惘眼神和医生的漫长等待？

如果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对所有病人负责，是否就是对自己的病人的不负责？

我常提倡多沟通。我教导实习医生：多去病房，主动走近病人，聊什么都行。不要让病人焦灼地找不到你；要你去找病人找到他烦了，无话可说了。才算到位。

但总没有时间。我们渴望对每个求助的眼神都投以关切。但是，当最基础的人文关怀已沦为奢侈品，医疗安全便成了悬于一线的赌注。

如果按秒来记，谁没有拥有大把的时光？但人事的洪流，裹挟无尽琐碎与紧迫，总充斥在我们的每时每刻。如何是“有空”？如何是“没空”？要如何界定能够对所有人予以的最大的帮助？难道，我们要粗暴地打断他们那些尚未张开的口，冰冷地甩出一句：“抱歉，这不归我管，我现在很忙，别打扰我”吗？

有人会想：人手不足，就增派；手上没人，就扩招；情况紧急下灵活调配，如果太辛苦，保障好补贴和补休，不就可以了——如此好听。但真正的实践，不会是精装的房屋，而是破旧的塔楼：这里裂了缝，就糊点水泥；那里歪斜了，支根木棍撑一下——只要还立着、还能运转，就可以先这样继续着。“应该”是不打紧的，大部分事就是这样的“且过”。

这让我想起曾经看《西线无战事》时的感受：对的士兵成为不了好士兵，做一个好士兵，就不大可能是对的了。一个顶好的士兵，是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温度的，他不必“对”。他赢得战斗，能活下来。任何事都有这样的影子。在庞大而严酷的系统里，一个追求绝对正确的个体，往往难以成为体系定义的“好”。追求绝对的人道和规范，有时意味着放弃救治的有效。摇摇欲坠的塔楼里，对所有病人负责，或许是句温暖的誓言，它“对”，但不一定“好”。

医生的一生，也不过是在泥泞跋涉，烬途拾骸。也许，医生永远都在追求一种结果正义。以希望对抗绝望，寄微光渡过寒夜。为此，我们总是在勉强，勉强他人，也自我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