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接到了一病区护士长的电话，让我赶紧到病房去，3床的孩子需要急会诊。护士长很仓促挂了电话。一病区3床的孩子是医院前几天接收的首批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受伤儿童之一，一名11岁的男孩，震中右手及前臂受伤，已在当地紧急做了前臂上1/3截肢术，来我院时伤口感染严重。表哥陪伴送来后又赶回四川去照顾其他亲属了。医院非常重视这些孩子的治疗。孩子们入院前，我们心理科对全院相关医护人员做了心理支持培训，入院后第一时间，我作为心理科医生就接触了这批孩子及陪伴家属，给予心理评估和支持，麻醉科针对疼痛给予了持续镇痛治疗，社工部和志愿者还为孩子们准备了玩具等礼物。每天下午我都会去看望这些孩子。这孩子输液换药很配合，玩起游戏来反应很快很聪明，情绪也表现得比较稳定。他为啥需要急会诊呢？我的心里有些忐忑。
一进病区，护士长就告诉我，这孩子经过积极保守治疗，前臂伤势仍旧持续进展，早上经骨科马主任及多方会诊决定必须急诊做右上肢残端伤口大清创，并可能扩大截肢范围。术前马主任告诉孩子需要做手术的决定及原因时，孩子表现并无明显异常。但当手术室的工人推着推车准备接他去做手术时，他却突然大叫大闹，又踢又打，坚决不让工人靠近他，连平时喜欢的护士阿姨想要给他打术前镇静剂，也不让靠近。大家都不忍心强制他。接送病人的工人在病区走廊里远远候着，以避免刺激他。
我走进病房，只见孩子全身蜷缩地蹲在病床靠墙的角落，左手紧紧抓着病床的扶栏，受伤的右手上臂紧紧夹靠着胸壁，两只黑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整个身子微微颤抖着，就像是一只受到威胁的孤独的猫咪，既十分惊恐，又随时准备战斗，令人十分心疼。我慢慢走近他，然后缓缓地说：“**，高医生来了，你不用害怕，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抢走你的“。他看着我，眼神缓和了一些。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床边，又对他说：”你放心躺一会儿“。他没说任何话，慢慢地躺了下来，但身体仍旧蜷缩着，脸朝着墙的一面。我知道，他需要一个无人打扰的安全的空间。我顺手从床尾拿起一条薄薄的毯子，从头到脚盖住了他的全身，就像在玩躲猫猫的游戏，让他躲进了毯子里。我轻轻地对他说：“我在这里陪着你，等你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他仍旧未回应我。
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一动也不动。他的身体蜷缩在毯子下，也一动不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都是令人震撼沉重的地震画面，想象着这孩子如何承受巨大的疼痛和恐惧，从废墟中求生，又如何在震后最初的忙乱环境中被紧急送医，在陌生的医院经历截肢手术，再辗转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没有一个亲人陪伴在身边。再次手术一定会唤起这些痛苦恐惧的体验。这样的创伤经历就算我们成年人也难以承受啊。我不知道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面对这个残酷的挑战，这些经历对他未来的成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我在那个时刻只想陪伴他，让他缓一缓，让他知道那个在薄薄的毯子下的世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他可以自己掌控的安全的世界。有人守护他，相信他，接纳他的害怕。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知道，手术室里，骨科马主任和手术组的医生护士们可能已经准备就绪，在等着他开始手术；走廊里，病房护士和接送他的工人在等着他配合；还有远方，他的父母亲人也在等着，盼望着他平安回去。但那时没有任何人来催促打扰我们。
我始终坐着，一动不动；孩子始终躺着，一动不动……，我看着毯子下孩子小小的身躯，随着呼吸开始轻微地起伏，我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我变得越来越相信他可以勇敢面对。
时间好像已经停滞了。
突然，他探出了头，平静地对我说：“高医生，我准备好了”。他的语气传递出的镇定和坚定让我至今难忘。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但我不想打扰他的平静，我微笑着对他说：“好的，我让工人叔叔来接你” 。工人推着推床进来，孩子自己坐了起来，我们扶着他，他自己爬上了推床。我抬头看了一下时间，从他瑟瑟发抖地躺下被盖上毯子，到他主动爬上推床，过去了15分钟。
术后第二天，当我再去病房看望他时，他已开始在用磁性画图板练习左手画画写字了。
事后，有同道说我用一条毯子和一句话催眠了这个孩子，给了他勇气。我并不同意这个看法，孩子的勇气始终存在，我所做的只是帮助他相信并展示了自己的勇气。也有人问我，要是这孩子一直没准备好，我怎么办？我其实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想着我必须那么做，他会准备好的。周围的医生护士工人应该也是那么想的，才会耐心等待。
多年以后，这孩子考入上海的大学，成了我们儿科医院的志愿者，走上了工作岗位。那只装上义肢的右手，没有成为他的障碍，而是成就了他的自强自信和爱心满满。
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我都会感慨，如果当初他被强行带入手术室，会不会还能成就今天的他？如果当初从医生到护士工人没能等待他15分钟，会不会改变他成长的道路？我不确定问题的答案。但我知道了，一个11岁的孩子经历如此巨大的创伤打击后，从惊恐害怕到勇敢面对，只是需要被信任和善待短短的15分钟。
（真实事件，因保护隐私，文中隐去姓名，床位系虚构，已经获得当事人微信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