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医得眼前疮，也要护好心头肉

谢雨辰

锦州医科大学

那本是我麻醉科的实习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上午。变数应当是始于前一天晚上，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发现了新冠病例，许多麻醉科的同事因此被隔离，我也因此在当天到达手术室后被临时调到了一个新手术间。

听排班的老师说，在这个新手术间里即将开展院内的第一例气管食管瘘修补术，作为一名小小实习生，我也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随之而来的便是压力。特别是想到和我搭台的是一位脾气不太好的主麻，而我因为临时调度没办法充分了解病人的状况、手术要点和麻醉注意事项——麻醉医生通常会在手术前一天进行术前访视，以亲眼观察患者的大致状况，并对电子病历中的重要病史和状况进行再次确认。于是，我快步来到室间，先准备好一套常规的全麻用药和器具，然后通过室间的电脑在开始工作前的几分钟快速浏览了患者的电子病历。病历显示，患者重度营养不良，病史有阿兹海默症，有脑出血导致的偏瘫和鸡爪手，且因长时间机械通气而进行了气管切开，因此无法言语，也因此导致了今天的主诉：气管食管瘘。

不久，病人被推了进来。她实在太瘦了，只需要我和巡回护士两个人就可以完成过床。她好像秋日的枯枝，看似完整的树皮下是空洞干裂的躯壳，她的眼神在阿兹海默和其他病痛的磋磨下也已写满了空洞和破败。

作为院内的首例手术，无论是麻醉还是外科都在摸索着过河。为了求稳，我们首先进行了动静脉插管。主麻老师让我二选一，我选择了我更为擅长的动脉穿刺。然而，在患者正常的手上连试两次仍未成功后，我只能尽力将患者那只因偏瘫而致畸形的手摆成合适的体位，再次尝试穿刺。伴随着主麻对我办事不力的大声控诉，我最终还是成功完成了动脉穿刺置管。

接下来就要准备建立呼吸通路了。经纤支镜探查后，我们发现气切套管的气囊部分在手术部位附近，可能会给手术带来不必要的气道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将患者的气切套管换成ID6.5的气管导管，使气囊的位置更靠下。为了稳妥起见，主麻决定先由麻醉机连通气切套管进行充分给氧，再由她在患者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换管。但是在换管的过程中，病人出现了控制不住地呛咳，气管切开处喷射出气管分泌物和食物残渣，血氧迅速下降，100，96，94，88……

所有的一切凝缩在几秒之内，事发太过突然，被要求站在旁边的我一时间愣在原地。主麻非常迅速地反应了过来，她指挥护士把床调成头低位并迅速对异物进行吸引，然后将气切套管重新放回原位并连接麻醉机调回了PEEP模式。我没跟上她的思路，也来不及插手。事件平息以后，她开始骂人了。她先批判了我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学习能力，然后将矛头指向了病人，指责了她完全无法由自己做主的失控行为。我全盘接受她对我的指控，但一边觉得她对患者的指控很不讲道理也很没有职业素养，一边却也不敢替病人愤怒。

之后主麻出去找和还在洗手的主刀商量了，手术间只剩下了我、患者和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我于是偷偷放空了自己，我看着病人的气管切开口，背景音是心电监护的滴滴声，好像还有病人隐约的抽泣声。我的大脑好像在反复播放刚刚混乱的场面，又好像什么也没在想。然后我听见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跟病人说话，我好像才意识到病人刚刚经历了什么——一个她认为的能救命的“神”，却对她残破的躯体进行了羞辱，可是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说，还能做什么。我后知后觉地把视线上移，我看见外科医生俯下了身子，拍着病人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轻声安慰她。此刻她被泪水浸透的眼睛是灼亮的，我不敢直视这样清澈透亮的双眼，她好像能将我“事不关己”的保护壳看透，于是我内里的冷漠和懦弱无处遁形。

我一瞬间被震撼到了，在那一刻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厌弃。无论经历过脑出血的她是否能听见、能接收到主麻对她无端的指控，无论身患阿兹海默症的她将来是否会忘记这段经历，主麻和我的态度都是倒行逆施的。我可以同情，可以为病人愤怒，但是不应该把自己剥离在场景之外。在当时，我只觉得是我在逐渐习惯工作强度，不断从技术上和情绪上变得“专业”的同时，失去了同情的能力；在许久之后，我偶然间了解到职业倦怠的概念，我才惊觉，也许我当时是陷入了情绪耗竭和人格解离的困境。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它都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态度敲响了警钟：人们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是很容易情绪崩溃的，我需要更强健的内心，时刻提醒自己，既要注意不在工作中发泄自己的情绪，也要避免下一次在类似的情境中的情感抽离。我们的怒气会过去，但刻薄的话、冷漠的态度会伤人一生。

“以人为本”是很老生常谈也很容易在工作中被逐渐忽视的四个字，希望将来我在与患者的接触中能时刻注意自己的情态，在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的同时也要珍视同情的力量，切莫“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